《大盛魁》中，歸化城崛起來龍去脈，大多數人可能不知

皇太極時期，清朝在和漠北蒙古發生持續摩擦的過程中，清廷逐漸發覺：漠北三汗宣揚的種種政治口號多半是虛詞空話，渴求南下到長城邊塞和內地進行貿易的意圖卻是又直白又迫切的。

既然如此，清廷就可以使出經濟手段，對張家口、歸化城等重要商埠加強控制，指使聽命于清廷的張家口晉商通過有選擇性地對蒙輸出物資，在「財物」二字上做文章，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。

順治七年和十二年(1650年、1655年)先后去世，親政的順治皇帝采取懷柔姿態與漠北交涉，提出建立「八札薩克制度」，核心內容就是以貿易換朝貢。

按照雙方貢約，兩位左翼汗王可以到北京覲見，其他小貴族和喇嘛一律到歸化城貿易。

這個規則從此成為終清一朝的定例：

包括蒙古諸部和俄羅斯在內，任何從西北兩路進京的使團都要在歸化城和張家口停留，只有首領或正使可以帶領有限隨員前往京城。這個規則使歸化城和張家口兩地受益，成為北地珍奇異物匯聚之處。

從這時開始，庫庫和屯（歸化）這座昔日土默特俺答與三娘子苦心經營的塞上佛城，成為清朝在塞北草原用以經略蒙古的商業中心。

為繼續鞏固同漠北的關系，清朝從對蒙古貴族最有影響力的黃教入手，在歸化城和漠南各地大肆營建喇嘛廟，以此贏取對方的好感。

整個清朝，歸化城就從未中斷過修廟之事，到晚清時已達到擁有十五座大寺、十座屬寺和若干小寺，供養喇嘛達到萬人規模，以至于當地漢人能總結出「歸化城七十二昭」的民謠。

清朝不僅建廟，還要承擔寺廟落成后長期的修繕維護工作和供養喇嘛的責任，發給他們優厚的俸祿，又把歸化城周邊的大片土地也撥給他們作為寺產。

喇嘛手中的錢要花出去，他們肯定不會親自放牧耕種寺土，照樣需要有人來提供相應的服務。

宗教儀式務必要辦得威嚴莊重，但活動中消耗的各種物資卻大多不能自給，像今天世人司空見慣的哈達，是喇嘛和普通蒙藏兩族信徒相互敬送的必備禮物，消耗量最大，產地卻在山東臨清，由山西忻縣商人出資開辦的哈達行壟斷經營。

內地商人很快就摸索出規律，在臨近重大宗教活動前大量躉貨運往歸化城。

廟會經年累月持續下去，形成很有時間規律的旗地趕集。

廟會開始前，商人在寺廟附近先用木柵欄圍成一塊四方形圈地，中間作為貨場，四邊搭起門臉朝外的攤位鋪棚，把貨場中的茶糖煙綢布糧食哈達鐵鍋等內地商品賣給喇嘛和牧民，再把從對方手里換來的活畜和皮貨圈進貨場。雙方在交易中極少使用銀兩，都是以物換物，用茶、布、活羊、整張羊皮等交易量最大的常見貨物作為比價通貨。蒙古語管圈起來的營地叫作「庫倫」、「呼勒」，這個稱呼也被晉商接受，就有了「走庫倫、趕大呼勒」等的特定俗語。

除了商人，更多的山西貧民干脆偷越過長城去歸化城周邊租地耕。

清朝初年，歸化城的地產分屬三類：

大約五成半屬于土默特土著蒙古人的戶口地，一成的喇嘛廟寺產地和三成半從皇太極時期圈占的八旗圈地。

后兩類地主比較精分老成，地租也是和內地相同的五五分租。

旗地的管事莊頭都由內務府買賣人委任，并非地主本人，租戶只要舍得給點私惠就較為通融，喇嘛卻特別貪財，對佃戶也極為苛刻。

山西商人趕廟會，經常看到牧民趕著牛羊來做交易，換回的財物自己不用，先挑出最好的一部分，捧著哈達恭恭敬敬送到廟里敬佛，喇嘛面無表情地把財物接過來，一副心安理得的做派，實在讓人嗟嘆不已。

相比之下，土默特土著蒙古人就寬厚多了。蒙古族本來就民風淳樸，又不諳農事，游牧民族的粗獷勁頭盡情體現在租地上，認為耕地者辛苦勞作一夏，理應多得，地租都是四六或三七分成，大頭讓給佃戶。

凡有內地漢民前來租耕，土默特蒙古人一概不丈量田畝，只以領地上明顯的地標物作為界限，張口就是東邊那道山梁，西邊那個疙瘩，南邊那條河溝，北邊那棵樹木，然后反問租地漢民，這麼大的一塊地界，在你們漢地算多少畝？

漢民說是多少就當多少，平時不過問，待到秋收也不查點收成，照樣是租戶報收多少就認多少。

蒙古族嗜酒者頗多，漢民交租時特意帶上兩壺小酒，又能討地主歡心。

在康熙三十年之前，清朝依然采取禁邊政策，只準許少數投充晉商前往歸化城等地貿易，嚴禁私商和平民偷越塞外謀生，偏偏蒙古族最喜歡招徠漢民承租耕種，租地漢民更是舍不得這麼豪爽大度的地主，禁策也就成了屢禁不止之策。

清朝對此也毫無對策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改為規定漢民可以前往塞外租地耕種，但必須春去秋返，且不準在當地娶蒙古婦女成家。

這就成為清朝初年，漢族商人和平民在歸化城乃至漠南蒙古各地從事的第一種商業活動——寺廟經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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