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職場上，主動靠近領導，就意味著向升職靠近，這是很多人認可的潛規則。的確，創造價值很重要，但是，創造了價值卻始終被排斥在高位外圍的現象不勝枚舉。與領導「親近」的人，比如領導的秘書、司機總會「近水樓台」，而領導的老鄉、親信、老同學、老部下等更是機會多多，仕途顯得格外順暢。認同這種觀點的人是把謀事等同于謀人，在他們看來，把人做好了，什麼事都順理成章。

電視劇《宰相劉羅鍋》中有這樣一幕：乾隆批評和珅，讓他學習劉墉多多關心一下民生大事，而不要忌恨，一見他奏本就故意唱反調。和珅低著頭，就像受批評的小學生，只是忙不迭地應承著。這時，乾隆看到人造景觀四方台，興致來了，出了個上聯：「四方台上望四方四方四方四四方」，讓和珅續對下聯。和珅不假思索，張口就來：「萬歲身邊呼萬歲萬歲萬歲萬萬歲。」乾隆一聽，龍顏大悅。在他心目中，和珅的地位自然是瞬間提升，立馬超過了劉墉，劉墉只會給皇帝找麻煩，哪里有和會討人歡心？

當然，和珅的本事絕不是動動嘴皮子、拍拍馬屁那麼簡單。乾隆是一個非常有史學意識的政治家，自他即位就對《二十四史》極其關注。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，《二十四史》到了最后的定稿階段，乾隆親自參與校核。他每校出一個錯誤來，就很有成就感，覺得自己做了一件史無前例、造福后代的好事，心中很是痛快。為了博龍顏一悅，和珅就在呈給乾隆審核的書稿中，故意寫錯幾個字。乾隆審過的稿子就是「欽定」的，別人自然不敢再動了。而乾隆是專業的皇帝，卻是業余的編輯，和給他準備的錯誤，他不可能全部校出來。就這樣，這些錯誤就被傳了下來，這就是《二十四史》常有錯誤的原因所在。

可是，沒有根基的榮耀只能是鏡中花水中月，是不堪一擊的。乾隆帝駕崩之后，嘉慶帝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詔懲辦和珅最后，和珅在牢中被賜死，家產悉數充公。可謂爬得高，摔得也重。「君子謀事不謀人，小人謀人不謀事。」有些人把心思都用在「謀人」上，只會耍心機，愚弄領導，為個人牟取利益。

他們或許可以得一時之利，可最終會被社會淘汰。而用心「謀事」的人，對事業竭心盡力，在其位，謀其政，盡其職，既敢于作為，又善于作為。他們因為不愛表現，或許會有暫時的懷才不遇，可最終總會放出光芒。

荀子也曾說過：「非我而當者，吾師也；是我而當者，吾友也；諂諛我者，吾賊也。

」意思是說，恰當批評我的人，是我的老師；恰當贊揚我的人，是我的朋友；阿諛奉承我的人，是想要害我的敵人希臘學者泰利斯說：「最邪惡的猛獸是壓迫者，最邪惡的家畜是諂媚者。」可見，把時間和精力用于諂媚領導的人是不受歡迎的。

身在職場，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清楚謀事跟謀人的不同。謀事者以大局為重對個人的利益看得很淡，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，他們把全部心思投注在事業上并贏得所有人的欽佩。謀人者則一心想著營私牟利，事事以自我利益為出發點為達目的，不擇手段，這樣的人或許可以一時風光，但必然很難長久。因此在日常工作中，我們要端正態度，正身清心，瀟灑處事。

在端正風氣的過程中，領導者的責任最重。只有領導者才能準確識別謀事者與謀人者，打擊那些阿諛奉承、跑官要官的千部，不被能言善辯、逢迎拍馬者所迷惑，重用那些「謀事不謀人」的人，讓他們沒有任何負擔，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，這樣組織才能良性運轉。

謀人者在乎的是人背后的權力，窺伺的是權力背后的利益，所以，領導者要保持清醒頭腦。西方諺語說：「恭維是蓋著鮮花的深淵，批評是防止你跌倒的拐杖。」在用人時，要重用發現問題、改進工作的人，要批評文過飾非、歌功頌德的人，要以公正、全面、客觀的心態，去權衡一個干部的德才及其工作成績，堅決摒棄個人好惡。